而在香檀的土地上，总计两万名联军士兵登陆至此，他们得到了神武大王热情的接待，神武大王夸下海口说，只要有同盟军的相助，香檀必将很快统一，安维赫人一定会遭遇公正的惩罚。除此之外，神武大王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所在的北香檀与仍然被安维赫人控制的南香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即使他们几年前还曾经是不分彼此的同胞，但现在，一道高墙把两国引向了不同的道路之上。之后，他这样讲：

  “难道愚蠢的安维赫人真的天真地以为，一道高墙能够阻挡住香檀人民对自由与统一的向往吗？绝对不会，我们仍然在受苦受难的同胞们从来不会帮助专制的暴君，他们将在战场上投向我们，与我们一齐把孤立无援的安维赫人赶走。”

  神武大王说这些话的时候，也许是出于一种乐观的假设，也许只是单纯为了鼓舞同盟军的士气。因为总的来说，南香檀的民众并不以自己所处的生活感到怨恨，甚至显得有些沾沾自喜。因为重安为了保证南香檀人的忠诚，动员大批物资无偿援助给原本并不富裕的南香檀国众，这使得很多南香檀人过上了比过去更好的生活——对这些普通的民众来讲，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填饱肚子，而不是弥补精神的缺陷。与此同时，由于南香檀国内对北香檀国的恶意渲染，致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反而认为北香檀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在神武大王和联军士兵向南香檀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反抗，即使是在他们成功占领的土地上，由民众掀起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以至于他们几乎不能保留胜利的果实。神武大王起初想要通过屠杀的手段镇压民愤，可是联军将领戴奥多斯制止了他，他们一个认为屠杀会引起更激烈的反抗，一个却认为只要进行一场屠杀，其他的南香檀人都会丧失作战的勇气。最终，神武大王屈从于联军的意见，但他同时生气地说：

  “你们根本不明白南香檀人的软弱，他们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从不会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一直到1015年的冬季，联军都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于是他们返回北香檀的各处军事驻地，讨论他们未来的行动。之后，阿尼斯带领自己的船队和士兵，绕过他占领的半岛，占据了安维赫人的沿海城镇广义。事实上，广义由于自己特殊的位置，它大多情况下游离于安维赫人强大的中央政权之外，并且他们的人民也相对来讲，更加包容——当然，这可能也只是因为他们能通过接应其他安维赫人进行海上逃亡而大发横财有关。

  当阿尼斯在那里驻扎，准备打探安维赫军队动向的时候，月食发生了。伴随着月食而来的则是各方人民和军队出现的荒唐举动。在阿尼斯驻扎的村子里，当阿尼斯和他的士兵为月食而向神明献祭的时候，安维赫的普通民众敲锣打鼓从自己家中冲了出来，大声吆喝。为此，阿尼斯和他的士兵大为惊诧，他们以为安维赫人要反抗，要造反了。没想到安维赫人不是要跟他们打仗，而是要把月亮从天狗的口中救出来。于是阿尼斯和他的伙伴喘了一口气，回去把自己那并不虔诚的祭祀完成以后，便睡觉了。不过在菲恩占领的安维赫人村镇里——他当时穿越大海，正在安维赫人的土地上洗劫——菲恩和他的士兵面对同样的情况，却大开杀戮，直到第二天清晨，菲恩及其同伴才停止了继续的攻击，对此当地幸存下来的安维赫人惊恐地说，黑暗会把恶魔带到他们的土地上，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地的安维赫人总是在发生月食的时候全副武装，警戒森严。

  除此之外，月食的迷信还为同盟军带来了一次惨重的失败，当时大约有五千名士兵在丹比埃尔人罗丹的带领下刚刚攻克一个名为达斯马里的小岛，洗劫了安维赫人贮藏在其中的粮食和财富，烧毁了岛上的房屋。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被月食所阻，不仅是出于迷信，同时也出于一片黑暗带来的恐慌，罗丹和他的士兵滞留在了岛上。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安维赫将军洪森克服了月食给他的士兵带来的恐惧，带领大军把罗丹和他的士兵团团包围，并把对方悉数剿灭。

  而在月食发生的那天，安奎利塔斯城中的占星术士聚集在一起，蹦蹦跳跳，准备大显神通把月亮拯救出来，想象力丰富的他们立刻编造出一个月亮女神正在蒙难的故事，并且恐吓其他的安奎利塔斯人，如果不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诸神就会降罪于整个安奎利塔斯。不过他们很快便被以造谣生事的罪名逮捕，投入了监狱，这群占星术士在被拖走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呐喊：“你们惹怒了诸神，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

  后来，阿尼斯发现安维赫人驻防森严，无从突破，便准备乘船离去，这时候，一个名叫宽公的人找到阿尼斯，请求对方把自己带走。虽然阿尼斯对其他请求者不闻不问，但他出于自然产生的好感，把当年只有十七岁的宽公送走了。后来，宽公在巴克尔群岛生活，成为了一个作家，专门揭露安维赫、巴克尔甚至于特朗西特斯的阴暗面。为此，宽公在安维赫人心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即使是在他生活的年代，也有许多安维赫人质疑他，为什么一个怀有赤诚爱国之心的人在巴克尔居住，而不是在他的祖国生活。对此，宽公回应道：“我爱我的祖国，但是难道我一定要一头撞死在高墙之内，才能彰显出我的爱国情怀？我的才艺可不在于想办法如何体面地自杀。”一般来讲，安维赫民众都会把宽公视为最可耻的叛国者，因为宽公不仅批评安维赫皇帝，更愿意批评植根在他们普通人心中的罪恶，而且是以一种“高高在上，令人生厌的姿态”。这些人认为，宽公有意识的丑化了自己的国民，破坏了他们安维赫人的自信心。为此，他们长期以来把宽公的书籍列为禁书，即使政府偶尔松动了这一政策，民众也会胁迫政府继续追缴宽公的图书。

  幸运的是，面对宽公无情甚至略微激动的批评，特朗西特斯人并没有以一种荒唐的姿态回应，普通民众要么从未在意宽公的话——在一个奇异言论充斥的社会里，人民很自然变得对各种各样的话充满抵抗力——要么便天真地认为，宽公是在为他们着想，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改变的更好；即使是在反对派中间，他们也只是用平等的手段与宽公的言论进行竞争。而对统治者来说，他们也明白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明白维护统治最方便、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站在自由和正义一方——即使他们本身并不信任它。假若批评当权者的人都会被归纳到国家和民族的败类中去，就如同瓦伦丁尼安等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当权者和其属下顽固的子民其实才是最容易遭害的一方。